乡村教育需要支教老师的鲇鱼效应 给更多孩子更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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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在磨合与融合中，乡村教育得以拓展，平静的乡村教育需要支教老师的鲇鱼效应，除了授课，改变孩子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意义更大。
　　
　　范雪飘说，多年后都会记得2020年的暑假。一个多月里，她从学校出发，走访了芒市、昆明、东莞、广州、上海等12座城市，走进包子铺、火锅店、货运场、模具厂、皮革厂和手工作坊，替自己的学生们看望在外打工的父母。她带着孩子们的家信，和劳动之余的家长们聊孩子和老家，短暂的会面总让人嘘唏又不舍……
　　
　　范雪飘是北京立德未来助学公益基金会下设的美丽中国支教项目的一员，现支教于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老营中学，她想用自己的长途跋涉，架起留守孩子和父母之间的“桥”。10年来，美丽中国支教项目先后派出超过1900名怀揣梦想和情怀的青年菁华，到教育资源匮乏的乡村支教，覆盖了5个省区的299所中小学校，影响了超过43万人次的农村孩子。
　　
　　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
　　
　　在昆明市五华区护国街道一栋写字楼里，记者找到了云南思益爱教育支持中心，它是美丽中国支教项目云南片区的管理机构。2009年，20名支教老师奔赴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美丽中国支教正式开启第一届项目。美丽中国支教项目云南地区执行总监李薇薇，带着一股子沉稳干练，谈吐不凡。“美丽中国的支教模式，契合当今国家发布的教育精准扶贫策略。”她说，“年轻人在贫困地区扎根两年，就是在参与社会建设和治理。”
　　
　　李薇薇是云南玉溪人，从上海交大毕业后，成为了美丽中国支教2011—2013届的一名项目老师，支教地点在临沧市云县大寨中学。当时她只是想着“人生何必太匆忙，要做一件很酷的事”。等到了支教学校，她才知道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首先是观念转变。她原本以为山区学校条件艰苦，孩子们都睁着大眼睛求知欲很强，后来才发现其实学校硬件也不差，有多媒体教室，但孩子们厌学的不少，课堂管理难度不小。其次她发现，除了教授知识，改变孩子们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意义更大，但支教老师能做的有限，“在学校纠正半学期，放个假又照旧”。
　　
　　不过对现在的支教老师来说，他们的困惑或许会比李薇薇当年少些——项目对支教老师的培训和支持越来越完善。
　　
　　李薇薇坦陈，这些年来工作的一个收获是：做社会“痛点”的行动派。“抱怨社会现实太容易也不高明。”她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一个年轻人到偏远异乡支教，也会增强“面对压力和解决难题的能力”。记者发现，以2020—2020学年项目申请老师为例，八成为应届毕业生，一成有海外留学背景，投简历较多的学校有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等。入职项目老师中，“90后”占了绝大多数。
　　
　　活力和创造带来鲇鱼效应
　　
　　腾冲市界头镇中心校2013年开始和美丽中国支教项目合作，镇中心校校长熊国朝感慨：平静的乡村教育需要支教老师的“鲇鱼效应”。他介绍，支教老师们的青春活力和大胆创新，感染和影响了当地教师，弥补了山区英语、艺术教育的短板，融合当地教育生成新的理念和教法。目前，由美丽中国引进或者建立的图书管理系统在界头项目学校广泛应用，“睡前故事会”四处开花，项目老师创立的舞蹈队和家校共读已由当地老师接手……
　　
　　美丽中国支教项目倡导“以学生为中心”“相信可能”和“创新求变”等，这些理念，通过项目老师的努力已在乡村开花结果。
　　
　　一年前结束在保山市昌宁县耈街乡支教的朱博文，为培养孩子的卫生习惯，和一名专业口腔医生发起了“8020护齿计划”。他们录制了刷牙歌和教学视频，为镇中心完小的500名多名学生检查口腔，还联合当地卫生院为学生们做了牙面涂氟和窝沟封闭。半年后，八成学生口腔健康改善明显，如今护齿计划已在多所学校推广。
　　
　　在美丽中国支教项目落地大理巍山以前，只有县城两所小学开设英语课程，通过支教老师的补充，2020年增加到9所。为让更多孩子接触英语教育，项目方与巍山县教育局合作培训当地老师，2020年实施小学英语教育“清零计划”。截至目前，巍山开设英语课程的小学达到58所，48名当地老师教英语。如今当地正打算复制“清零计划”，在更多小学开设机器人课程。
　　
　　在项目式学习中，美丽中国的老师们还把科学和艺术课程整合起来。比如带孩子们认识一堵墙：墙是怎么修建的？红砖怎么烧制的？如何装饰墙面？上面有哪些民族风格元素？在民族地区，老师们还带领孩子访问消逝的风俗习惯，认识民族服饰等。不过这些偏重艺术和副科的改变，有时也会引起学校的顾虑。“有些校长会认为这么做偏离了学习主业，外出活动也有风险。”李薇薇说，“但正是在磨合与融合中，乡村教育得以拓展。”
　　
　　育人遇到更好的自己
　　
　　“我想和你自由地好着，就像风和风，云和云”。
　　
　　这句青涩的诗，写在康瑜从校园里捡到的一张纸条上。康瑜是美丽中国2015—2020届项目老师，支教地点在云南省保山市昌宁县漭水初级中学。2015年从人民大学毕业的她，放弃了本校和香港大学的研究生资格，用“心思盒”、补课、兴趣社团和骄人的班级成绩等，陪伴了山里孩子们两年。但最用心的，还是“四季诗歌课程”，她想让孩子们通过写诗“发现自己”。支教结束时，孩子们舍不得她，说她是“天上的星星，抱不到”。2020年9月，她毅然停止国外研究生的申请，发起“是光四季诗歌教育”非营利机构，“从星星上跳下来，变成了丛林里的萤火”。
　　
　　她介绍，两年支教经历最大的改变其实是自己。“我明白了许多乡村表象背后的原因。”康瑜说，“同时也了解了自己的边界，更看重个人的价值实现和自我感受，内心想做什么越来越清晰、强烈。”不到一年，康瑜和小伙伴们就让诗歌课程走进502所偏远地区中小学，影响了4万多个孩子。她觉得做公益项目最重要的是“打磨产品”，而不是盲目跟风，“拒绝社会热点诱惑相对容易，但坚持初心更难”。
　　
　　北京立德未来助学公益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邵庆晓自豪地说，“我曾经问过他们，为什么现实主义流行之时，你们选择了如此付出，每个人回答不同，但共同的目标是‘给更多孩子更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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