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庆华：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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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党的二十大报告集中论述了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作出了系统部署。**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作为人才第一资源、科技第一生产力、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高校全方位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是迈向2035年教育强国目标的必由之路。高校应当引育并举，加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高地；应当紧紧围绕国家战略需求，以有组织科研深入推进技术攻关能力提升；应当面向新质生产力体系布局，加速产教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当以“数智化、绿色化、融合化”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应对时代科技变革趋势，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加快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引育并举建设人才高地

　　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深入发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当前最突出的国家战略需求和科技发展迫切要求。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要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着力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着力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不断提高各类人才素质。在全球化背景下，人才流动、知识共享和技术扩散变得更加迅速，各国的教育、科技与人才战略也逐渐呈现出互相融合的态势。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通过科技创新政策和移民政策的调整，吸引全球顶尖人才来推动国内创新产业的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同样要进一步加强与国际教育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共享全球资源，引育并举打造人才高地。

　　高校应积极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布局战略新兴与交叉学科领域，在未来的科技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并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一批在关键领域具有国际视野和前沿技术能力的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必须打破学科壁垒，建立交叉机制，拓宽人才视野，更加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通过加强与企业、科研机构的合作，提升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优化顶层设计，在全球范围内吸引顶尖人才，打造高层次人才聚集平台。建立高效的国际人才流动与交流机制，推动科研人员在全球范围内共享科技资源和创新经验，快速融入国际科技环境，提升全球科技话语权。完善科研与创业环境，给予稳定的政策支持，吸引全球顶尖科技人才落户发展。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释放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增强人才引进的导向性、针对性和匹配性，采用灵活的聘用制度、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完善评价考核机制，引入多元化的评价指标。注重创新成果、社会服务、教学质量等多维度考核，实行长周期绩效评价，给予科研人员更大的经费使用自*。

　　以同济大学为例，学校要持续进行学科专业的优化与调整，推动土木、交通、机械、城规等传统优势学科转型发展，培育如人工智能、天空地海遥感技术、集成电路、光电工程等未来新兴及交叉学科领域。在人才培养模式上，逐步实现向强化基础、通专融合、本研贯通的人才培养体系的转变。改革人才引育机制体制，全面推进长聘教职体系制度改革，实施长聘体系与原有体系专业技术职务双通道评聘联动推进，建立从青年科技人才到科技领军人才再到战略科学家的全方位培养体系。发挥国际合作优势，探索设立境外引才服务工作站，聚焦高精尖缺，提升顶尖人才和高层次人才浓度，大力培养引进一流领军人才。

　　强化国家战略需求牵引，打造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

　　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自文艺复兴开始，欧洲的大学成为全球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中心，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成为当时主要科学中心。19世纪德国大学，尤其是柏林大学，开创了现代科研和教育的整合模式，威廉·冯·洪堡提出的研究型大学概念推动了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逐渐成为全球高等教育和科学中心，通过大规模的*科研资助和高校体系的扩展，加州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大学在全球学术界中占据主导地位。全球许多国家的大学在科技前沿突破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的国家实验室通常与顶尖研究型高校开展密切的合作，如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主要由加州大学管理，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与田纳西大学在材料科学、能源研究和核研究等领域有着紧密的合作。在“曼哈顿计划”中，美国高校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些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成为曼哈顿计划的关键研究基地，如世界上第一个受控的核链式反应就在芝加哥大学的“芝加哥一号堆”实现。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等高校的前沿技术带动英国在生命科学、物理和人工智能等科研创新领域居世界前列。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和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等大学的科技创新使瑞士在制药、生物技术、工程等领域形成了全球竞争力。近年来，全球高等教育和科学中心出现多极化趋势，亚洲特别是中国、日本和新加坡的高校在全球学术领域中日益崛起。中国大学在科技创新、学术影响力拓展方面的进展令全球瞩目。当前，中国高校作为新时代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支柱，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为提高我国综合竞争力、保障国家安全等提供多方位支撑。围绕国家战略需求集中力量协同攻关，大幅提升科技攻关体系化能力，为攀登战略制高点形成竞争优势，赢得战略主动。

　　高校要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和学科前沿，坚持重大工程牵引、应用场景驱动，强化突破“卡脖子”技术的攻关导向，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量子科技、生物*等战略性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加强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统筹布局，鼓励和支持前沿交叉研究，主动谋划、积极组织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要积极营造勇于探索、潜心研究的学术氛围，强化原创基础研究导向。进一步拓展国际交流战略空间，积极参与全球教育科技治理，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不断提升高校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

　　高校要深入推进技术攻关能力提升，重点支持“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研究。强化有组织科研，突出高校优势与特色，构建以国家级重点科研基地为载体、以战略科学家和拔尖创新人才团队为核心、以国家重大需求和前沿科学问题为导向的大科研体系。注重营造潜心基础研究的科研生态，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齐驱并走，激活科技创新源头活水。推进实施基础研究特区计划和基础研究能力提升计划，开展自主原创基础研究和学科交叉联合攻关，不断探索和优化基础前沿研究组织模式，鼓励教师开展科学前沿和“从0到1”的原创性研究。

　　服务新质生产力体系布局，产学研用融合推动成果转化

　　高校要紧紧围绕“国之大者”，把“强服务能力、强贡献程度”作为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价值导向，跳出学校围墙的“内循环”和学科专业的“自循环”等传统惯性，把科技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作为学校发展之机，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强校之路。世界众多教育强国均通过高校、企业的协作营造全链条创新生态。德国以其强大的研究型大学和应用科技大学为基础，结合强大的工业体系，在工程、汽车*和绿色技术方面拥有全球比较优势。硅谷的创新生态系统依托大学、企业和*，统筹人才、资本、技术等核心要素，形成了一个高度协同的创新环境。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顶尖院校提供了科研支持和人才输送，苹果、谷歌等科技巨头通过并购、投资初创公司，推动创新，*则在公共研发资金、基础设施建设、知识产权与技术转移等政策环境以及人才引进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在当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高校作为知识创新的主要阵地，肩负着推动新质生产力体系布局、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学研深度融合的重要使命。

　　要实现这一目标，高校要充分发挥学科资源优势，建强一批实践教学中心、校企创新实践基地、工程实验中心，打造问题导向、能力导向的实践创新教育体系，实现学城、产城、创城“三城”功能要素的融合联动。高校必须不断优化科研资源配置，深化与企业、科研机构的合作，构建完善的科研转化服务体系，主动对接企业，围绕实际需求开展研究，形成更具应用性的创新成果。鼓励科技领军企业参与科技创新，发挥“出题人”“答题人”和“阅卷人”的作用，带动整个创新链条的高效运转，全面推动产业和区域经济的发展。要着力解决科技成果向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对接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将科研成果有效转化为新质生产力。要深化成果转化机制体制改革，建立高校产学研融合和科研成果转化的服务体系。通过创新管理机制，完善成果转化的激励政策，激发科研人员参与技术转化的积极性。

　　高校要重点推进与行业领军企业建立深度绑定的实体化运行产学研用平台，形成长期稳定的联合技术攻关机制。要改革国家大学科技园组织和运行机制，建立政产学研用协调联动的新机制。要依托各优势学科，打造“产教融合—区域服务—成果转化”三位一体新生态，切实建设好大学技术转移中心，构建“两网一平台”。要构建环高校知识经济圈，推动大学知识溢出，助力区域产业经济发展。

　　顺应教育变革新趋势，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创新发展

　　以数智化为驱动，赋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新路径。高校应当以人工智能赋能学科发展，持续推进“四新”学科建设，围绕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能建造等新兴领域和创新场景，打造多学科交叉融合科教平台。围绕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实践实训、毕业设计等关键教学环节，深化培养模式改革，推动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价的数字化转型，着力提高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质量。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精准分析学生的学习习惯、知识掌握情况和个性化需求，通过提供定制化学习方案，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得到适合自己的教育。高校应当通过构建智慧校园系统，整合和优化教育资源，提升教育管理和教学效率。应当通过人工智能辅助科研，提高科学研究的效率和深度，促进科学思维方式转变，辅助科研人员更快地进行数据分析、模式识别和模拟实验，从而加速科学发现的过程，显著提高科研成果的产出效率。应当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帮助企业分析市场需求、匹配科研团队、优化产品研发过程，帮助高校和科研机构将研究成果快速转化应用。2024年5月，同济大学启动了《同济大学人工智能赋能学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4-2027)》，提出了“1+N”的人工智能赋能学科创新发展思路，落实8项重大任务、30项核心举措。“1”指推动人工智能学科本体的发展和提升，“N”指对既有学科和各项工作的全面赋能，促进传统学科的整体创新和转型升级，全面赋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领域实现全方位高质量发展。

　　以绿色化为导向，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新生态。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发展模式的可持续转向，以及我国提出的“双碳”目标，都对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高等教育在促进绿色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高校应当通过优化校园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校园，积极减少碳足迹，并通过减少能源使用和增加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逐步实现校园的可持续目标。应当瞄准绿色低碳领域关键技术问题组织科研攻关，着力组建大团队、承接大项目、开展大攻关、产生大成果，并强化与*、行业企业、科研机构合作，加速绿色低碳领域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应当开设专门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课程，积极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机构合作，培养全球环境治理领域的专业人才，并通过跨学科的项目推动全球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成为积极响应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双碳”目标的领导者。应当在开发和推广绿色技术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全球范围内与其他高校合作，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并通过支持绿色创业项目，鼓励学生在清洁能源、生态农业等领域不断创新，推动可持续经济发展。

　　以融合化为引领，探索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新模式。融合化的本质是学科交叉、产教融合和科教融汇。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是群体技术创新的产物，学科交叉已成为核心技术突破的必然趋势。高校应当推动学科链、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有机衔接，支撑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探索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发展新模式。应当打破学科壁垒，推动学科优势互补和深度交叉融合，推动跨学科课程体系创新，形成贯通本硕博人才培养全链条的多学科联合导师组，产生新的前沿交叉和技术攻关的学科增长点，形成主动交叉、深度融合的校园学术文化氛围。应当发挥多学科共生优势，建设若干世界级重大科学装置和重大科研平台，进一步增强原始创新和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建立富有创新精神和国际影响力的交叉科研队伍，打造科技创新高地。应当促进学科交叉机制和组织模式创新，推进学科布局优化调整，构筑面向高质量发展的多元学科交叉体系，加强学科内涵建设，提升学科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力。

　　【作者：郑庆华，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校长】

　　(原载2024年第18期《中国高等教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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