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生减负刻不容缓 如何跳出“减负”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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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位中小学校长直面教育热点 如何给小学生减负？

　　2020年3月15日 “课后延时服务”方便家长和学生3月15日，大兴区第八小学“课后延时服务”的老师在辅导学生写作业。
　　
　　两会期间，“减负”成为会里会外的热门话题，*工作报告提出“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启动对校外培训机构的专项治理行动，教育部长在记者会表示将从学校、校外、考试评价、考试教学、家长和社会联动解决。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中小学生负担全球第一，孩子作业做不完，睡眠普遍不足，近视率、肥胖率不断上升。家庭的校外补习支出甚至超过房贷，成了“碎钞机”，以至于“减负”声音一浪又一浪。然而网络上出现了一些反对“减负”声音，也得到了不少家长的认同。还孩子们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减负”势在必行，但如何让“减负”政策得到家长和社会的认同与支持，跳出“减负”怪圈，真正把学生负担减下来？
　　
　　整顿校外培训机构是“减负”的抓手
　　
　　事实证明，单纯在学校层面、在公办学校层面推行减负，以缩短在校时间、减少作业量为主要手段的减负，无法取得预期效果，甚至会走向“减负”的反面。“减负”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全面综合推进。
　　
　　在升学竞争压力犹在，民众对优质教育资源愈发渴望的情况下，为了让孩子在激烈的升学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获得优质学校的入场券，“减负”反而会让家长担心学校“减负”会降低课程难度，从而降低孩子的考试竞争力，使得家长把孩子往校外培训机构送。而校外培训机构以提高应试成绩为主要*点，大搞超前、超纲教育，本应是学校教育补充的校外教育却喧宾夺主，形成了对学校教育的绑架之势。
　　
　　再加上，公办学校还面临着民办学校的竞争，在一些地方，基础教育已经形成了“公弱民强”的局面，当公办学校“减负”遭遇民办学校的加强训练，家长怎么可能不焦虑，“减负”又怎么可能成功？
　　
　　“减负”行动将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是公办学校、民办学校、培训机构、社会力量、家长等多方力量博弈出来的，任何针对某一方的政策，如果得不到其他力量的配合，都将面临失败。“减负”必须是全面减，校内要减，校外也要减；公办学校减，民办学校也要减；此外，“减负”还要得到家长和社会的配合。
　　
　　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外负担，是当前“减负”的重心，也是破解“校内减负校外增负”乱象的关键。禁止超前、超纲等违反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的行为，尤其是斩断在职教师与校外培训机构的利益链，禁止课上不讲课下讲、课上少讲课后讲、将学生推向校外培训机构的行为。通过对校外培训机构的专项治理，构建一个健康的教育生态，把家长从校外培训机构的“绑架”中解救出来，家长才可以按照教育规律和孩子身心成长规律的要求，从容地为孩子选择合适的教育。
　　
　　“减负”不是要弱化学校教育
　　
　　“减负”不是弱化学校教育，恰恰相反，必须提升学校教育质量。“减负”之所以会遇到一部分家长的质疑和否定，在于他们担心“减负”是把孩子推向校外，是在弱化学校教育，是*在推卸教育责任。
　　
　　要消除这些质疑，不能把“减负”简单化，在校时间长短、作业数量多少、作业难度大小并不与负担轻重对应。“减负”不是简单地缩短在校时间，减少作业数量，降低课业难度。
　　
　　对于弱势家庭的孩子来说，在校时间长不仅不是负担，反而是有利的。学校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庇护所，由学校组织的各类课后服务，不仅可以减轻家长托管烦恼和经济负担，也对孩子的学习和成长更有利。
　　
　　负担其实是一个相对概念，真正的负担是那些机械、生硬、简单、重复的训练，既枯燥又乏味。要减下去的是这些机械单调、枯燥乏味的重复训练，纯粹为了获得分数而进行的学习。所以，必须通过改进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变革教学组织形式，创新教学手段，合理设计学生作业内容与时间，提高作业的有效性等，减轻学生负担，为培养和形成较高级的创造力、融合力、应变力、感知力，为孩子自由而全面的成长营造空间，让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学习自己想学的东西。
　　
　　全面提升学校教育质量，也是应对科技发展的要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发展，对未来人才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如果继续采取应试教育模式，学生被大量简单、重复、机械的训练所充斥，必定难以适应未来社会的要求。“减负”实际上就是摒弃应试教育模式，为孩子的全面发展扩充空间。
　　
　　提升学校教育质量，教师是关键。在给孩子“减负”的同时必须意识到，解放教师，是解放学生的前提。过重的负担会让教师无暇了解学生，从而无法贯彻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也将导致教师没有时间和精力提升专业素养、提高教学水平。为教师减负，首先要减少大量的非教学任务，诸如流于形式、重复性的和其他不必要的评估检查，无关的会议、无实质意义的考核达标；其次是要提高学校及其教育主管部门的管理能力和水平，避免因为管理水平落后而给教师增添不必要的负担；再次，要扭转教育政绩观，解除悬在教师头顶的“升学率”和“分数”压力，让教师能够静心教学、潜心育人，关注教育的本质。
　　
　　给孩子更多的“出路”
　　
　　教育是改变个人及其家庭处境，实现阶层上升中的重要通道，这也是“减负”遭遇部分家长不同看法的重要原因。为孩子们提供多元的阶层上升通道，引导家长和孩子选择高考之外的路，才是治本之道。
　　
　　韩国与中国同属中华文化圈，对子女教育同样极度重视，韩国中小学生的课外补习负担也是闻名于世。数据显示，2020年韩国中小学课外补习的参与率，小学生有80%，初中生有63.8%，普通高中生高达52.4%，非职业类高中高达58.8%，韩国个人投入部分几乎跟公共教育占一半比例。
　　
　　韩国高中升学率几乎是百分之百，高等教育升学率也在70%左右，为什么家长仍在校外补习上如此投入？因为社会上稳定的、高收入的工作机会数量与每年的毕业生是2比63，也就是说上大学容易，但是毕业后找好工作很难，而能够上首尔大学等好大学，找好工作就成功了一半。这样的结果是，虽然韩国大学录取率高，但是好大学的竞争尤其激烈。
　　
　　为了缓解校外补习热，缓解升学压力，韩国从2013年开始，实施初中自由学习制，在初一、初二的一个学期取消期中和期末考试，实施灵活弹性的教育课程，提供多种社会实践和职业体验，职业探索活动、学生社团活动、艺术体育活动，帮助学生探索自我，激发学习动机。
　　
　　高中教育，则建立多样化的高中体系，建立包括外语高中、国际高中、科学高中、艺术高中、体育高中、达人高中等多样化的“特殊目的高中”。所有学生都能够根据自己的特点来选择自己适合的高中，提前明确职业方向，而不是都奔着读大学、都去参加大学毕业后2比63的竞争。
　　
　　韩国改革的成效我们拭目以待，但德国的经验已经足够说明，提前分流有利于降低高考竞争压力，让学生根据自己兴趣选择人生方向。当然，中学阶段的分流能否成功又取决于社会能否为每个孩子提供多元的上升通道，让不同的职业都足够体面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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